原告王某系安徽省濉溪县某镇张圩村村民，自1990年起在该村建设养殖场及附属设施，包括15间房屋、280平方米养猪场房、苗圃、塑料大棚及多台农业机械设备。因淮北至宿州至蚌埠城际铁路（淮北市段）工程建设需要，王某的案涉养殖场被纳入征收范围。

在征收过程中，濉溪县某镇人民政府虽组织开展土地丈量、附属物清点及补偿登记等工作，但未能与王某户就征收安置补偿达成一致意见，亦未签订征地补偿协议。2022年12月27日，镇政府自行将811023.04元补偿款转账至王某户户主白某文账户；2023年1月4日，镇政府组织人员、动用铲车及挖土机对王某的养殖场及附属设施实施强制拆除，造成室内物品损毁及养猪场生猪被拉走。

王某对强拆行为不服，以某镇政府为被告，诉请确认强拆行为违法，并要求赔偿经济损失6698860.014元。

1. 确认某镇政府于2023年1月4日强制拆除王某养殖场及附属设施的行政行为违法。

2. 责令某镇政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，针对王某的赔偿请求先行作出赔偿决定。

1. 强化行政程序合法性审查，规范征收行为。本案明确行政机关实施征收拆迁时，必须严格遵循《土地管理法》等法律规定的程序要求，即便涉及公共利益（如高铁建设），亦需与被征收人充分协商达成补偿协议；对个别难以达成协议的，需由县级以上政府作出征地补偿安置决定后，方可依法组织实施，严禁未经法定程序强制拆除。该案为行政机关划定了征收行为的“程序红线”，避免“重效率、轻程序”的违法行政。

2. 明确行政赔偿举证责任与先行处理原则，平衡当事人权利。行政赔偿需以“损害事实明确、证据充分”为前提，既要求原告对损失承担基础举证责任，也要求行政机关对强拆时的财物状况、补偿评估等关键事实承担举证义务。同时，基于“行政先行处理”原则，要求行政机关先对赔偿请求作出处理，既保障了行政机关的首次判断权，也为当事人提供了更高效的权利救济路径，避免司法资源的过度前置消耗。

3. 发挥司法监督职能，维护公民财产权。本案通过确认违法判决，明确否定了行政机关的违法强拆行为，彰显了司法对公民合法财产权的保护力度。同时，通过责令行政机关限期作出赔偿决定，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，为类似征收拆迁类行政案件提供了裁判指引——司法不仅要“确认违法”，更要推动“损失填补”，切实解决当事人的实际权益受损问题。

原告丁某等人系四川省某县某镇居民，分别持有位于该镇报恩寺北巷61号8幢2单元4楼1号、1单元1楼1号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房屋所有权证。2023年8月15日，被告某县人民政府作出平府函〔2023〕37号《关于对报恩寺北街片区、老客运站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内（第二批）房屋征收的决定》（以下简称《房屋征收决定》），将原告的案涉房屋纳入征收范围。

原告认为，该《房屋征收决定》不符合公共利益要求及“四规划一计划”，未依法履行征求被征收人意见、制定征收补偿方案、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、经政府常务会议讨论等法定程序，且补偿资金不到位，实体与程序均违法，遂向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，请求撤销案涉《房屋征收决定》。

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，某县人民政府虽有权基于旧城区改建的公共利益作出房屋征收决定，但案涉《房屋征收决定》的作出存在调查登记与公示程序违法、征收范围与补偿方案程序违法、征收补偿费用未足额到位等情形，鉴于案涉项目系棚户区改造，多数被征收人已签订补偿协议，房屋已拆除，撤销《房屋征收决定》将给国家利益、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，法院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，于2024年7月9日作出判决：确认某县人民政府于2023年8月15日作出的平府函〔2023〕37号《房屋征收决定》违法。

1. 强化行政程序合法性审查，保障被征收人程序权利。本案明确，行政机关作出房屋征收决定时，必须严格履行调查登记、公示、方案论证及征求意见、补偿费用足额到位等法定程序。即使征收项目具有公共利益属性，程序违法仍会被确认违法，体现了司法对行政程序的严格监督，防止行政机关以“公共利益”为由规避法定程序，切实保障被征收人在征收过程中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陈述权和申辩权。

2. 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体权益，体现司法审慎原则。法院在认定征收决定违法的同时，考虑到项目已推进、多数人权益已实现、房屋已拆除的实际情况，未撤销征收决定，而是判决确认违法，既指出了行政机关的违法之处，督促其后续纠正，又避免因撤销行为引发社会公共利益受损，实现了公共利益与被征收人个体权益的平衡，为类似棚户区改造、旧城区改建等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行政案件提供了裁判思路。

3. 指引行政机关规范征收行为，推动依法行政。本案暴露的行政程序瑕疵（如证据形式不规范、关键事实举证不足、程序节点衔接不当等），为行政机关后续开展房屋征收工作提供了明确警示。行政机关需加强证据管理，严格按照法定时限和要求履行程序，确保征收行为“实体合法、程序正当”，从源头减少行政争议，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在征收领域的落地落实。

徐某房地原坐落于广州市黄埔区南岗镇笔岗村，持有《广州市集体土地房产证》。2016年左右，徐某将房屋拆旧建成一栋三层半框架结构建筑，后房屋所在地块纳入宏岗旧村更新改造范围。

2023年9月4日，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府某街道办事处（以下简称“某街道办”）对徐某作出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，认定其房屋涉嫌违法建设，并责令徐某自行拆除。

2024年2月19日，徐某向广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，请求撤销某街道办作出的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。庭审中，某街道办提交《行政处理案件中止调查审批表》，显示其于2023年9月6日审批对徐某房屋的查处中止调查，理由为：为确保当事人拆迁补偿权益，需待补偿权益公证提存后再行处理。2024年5月20日，某街道办作出《关于撤销<责令改正通知书>的决定》，载明因调查发现存在新的事实情况，经研究，决定撤销向徐某送达的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。

某街道办在诉讼中自行撤销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，属于改变原行政行为。经法庭询问，徐某表示坚持诉讼。

广州铁路运输法院作出（2024）粤7101行初1428号行政判决，确认某街道办对徐某作出的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违法。

1. 行政执法部门的责令改正通知行为具有可诉性。某街道办作出责令改正通知，认定徐某房屋为违法建设并责令其自行拆除，至徐某提起诉讼，某街道办在法定期限内并未作出后续的行政处理决定，故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对徐某合法权益产生直接现实的影响，具有可诉性。

2. 原行政行为改变，原告仍坚持诉讼，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确认判决。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八十一条第三款规定：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，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，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确认判决。”本案，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，某街道办作出的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明显不当，虽然某街道办在诉讼中自行撤销该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，但徐某坚持本案诉讼，故判决确认某街道办作出的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违法。

3. 违建查处应兼顾历史和实事求是。《行政诉讼法》第七十条规定，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，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。本案，徐某房屋拆旧建新虽无相应报建手续，但对于村民已建成使用历史房屋的处理，应当结合当时的相关规定和地方农村住宅的实际情况，尊重历史、实事求是、妥善处理。某街道办启动违法建设查处程序缺乏必要性和紧迫性，可能影响徐某的补偿权益，属明显不当，为判决撤销情形。

再审申请人娄某系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某村民。1994年左右，原绍兴县政府为建设329国道，委托辖区内村民委员会代收代交村民的土地出让金，村民缴纳款项后可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，政府则将筹集的资金用于国道建设。在此过程中，娄某按要求向被申请人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某村民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某村委会”）交付了土地出让金，以期获得相应国有土地使用权及权属证明。

然而，某村委会收取娄某的土地出让金后，未按时足额将款项上交，也未足额申报为娄某领取土地权证。后续因相关房屋被征收，娄某因未取得土地权属证明，在安置补偿中遭受损失。为此，娄某向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请求判令某村委会赔偿因政府征收房屋未能确权安置补偿的差额2706698.59元，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。

一审法院依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》第三条规定，认为本案属于329国道建设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，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范围，遂驳回娄某的起诉。娄某不服一审裁定，向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，二审法院认为某村委会代收代交土地出让金属受政府指令，其与娄某非平等民事主体，案涉“交了钱没拿到证”问题属历史遗留政策落实问题，不宜由人民法院主管，故驳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。娄某仍不服，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，该院于2024年5月28日作出裁定提审本案。

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本案争议属民事纠纷，娄某与某村委会为平等民事主体，纠纷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范围，原审裁定驳回起诉不当。依据相关法律规定，作出如下裁定：1. 撤销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23）浙06民终1394号民事裁定和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（2022）浙0602民初7244号民事裁定；2. 指令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。

1. 明确“历史遗留落实政策性质房地产纠纷”的认定标准。本案再审裁判清晰界定了“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”需满足“事实发生在1992年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》之前、权利来源于通知前政策、性质为确认房地产权属”三个核心条件，避免了实践中对该类纠纷的扩大化认定，防止以“历史遗留”“落实政策”为由不当排除人民法院对民事纠纷的主管权，保障了当事人通过民事诉讼途径维护合法权益的权利。

2. 厘清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行为性质与责任边界。本案明确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（如村委会）主张其行为属“落实政策”时，需承担充分举证责任，证明行为完全符合政府文件要求；若其未能举证，且行为造成村民财产损失，应作为平等民事主体承担相应民事责任。该认定既尊重了基层组织的职能属性，也强化了对其行为的约束，防止其以“落实政策”为由规避民事责任，维护了村民的财产权益。

3. 强化对平等民事主体关系的司法保护。本案再审裁判严格依据《民事诉讼法》关于受理条件的规定，从“当事人主体地位是否平等”“争议是否属民事范畴”等核心要素出发，纠正了原审对当事人主体关系的错误认定，明确了即使涉及政府相关建设事项，只要当事人之间存在平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，产生的纠纷仍应纳入民事审判范围，彰显了司法对平等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平等保护，维护了民事诉讼制度的功能价值。

2020年7月1日，原告柳某与被告北京某影视公司签订关于某网剧的投资出品协议》，约定某影视公司向柳某转让该剧第一季总份额的0.4%，柳某支付100000元投资款并按份额分配收益，同时享有拍摄进度及制作情况的知情权与建议权；协议还约定，违约方需按投资额30%支付违约金，并赔偿守约方包括诉讼费、律师费在内的全部损失，守约方在对方实质性违约时可解除协议。当日，柳某向某影视公司全额转账投资款。但协议签订近四年，案涉网剧既无上线记录，亦未取得上线备案号，柳某多次询问进展未果。柳某认为某影视公司严重违约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，柳某将某影视公司及其唯一股东赵某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，请求解除协议、返还投资款、支付违约金及律师费，并要求赵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

经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，原告的诉求全部得到支持，案件取得全面胜诉。

1. 明晰影视投资合同解除的裁判标准，保障投资方合法权益。影视行业具有投资周期长、不确定性高的特点，实践中常出现出品方拖延项目进度、未按约定推进制作发行等违约情形。本案中，法院虽认定协议未明确约定网剧上线时间，但结合合同签订已逾4年、涉案网剧无上线备案号且出品方未举证证明履行情况等事实，认定出品方违约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，支持投资方解除合同及返还投资款的诉求。这一裁判逻辑明确了“长期未推进项目且无合理说明可构成根本违约”的标准，为影视投资领域类似纠纷的处理提供了参照，有力保障了中小投资方的资金安全与合同权益。

2. 强化一人公司股东的责任约束，防范法人格滥用。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，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需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个人财产，否则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。本案中，赵某作为某影视公司唯一股东，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不存在混同，法院据此判决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该判决严格适用一人公司人格否认制度，有效遏制了“利用公司独立人格逃避债务”的行为，既维护了债权人利益，也对一人公司股东的合规经营提出了明确警示，有助于规范市场主体的经营行为。

3. 支持合理维权成本的主张，引导诚信履约与依法维权。协议中明确约定违约方需赔偿守约方包括律师费在内的全部损失，法院结合原告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及发票，对其律师费的诉求予以支持。同时，判决违约方承担诉讼费、公告费等维权成本，这一处理方式不仅契合合同约定，更通过司法裁判引导市场主体诚信履约——违约方需承担守约方为维权支出的合理费用，从而加大违约成本；同时也鼓励权利人在权益受损时通过合法途径维权，无需顾虑额外成本负担，维护了司法救济途径的有效性。